东坡区人民法院

浅析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兼论法学教育模式之改革

作者: 杨? 凤??? ?????????????????????发布时间: 201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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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联合实施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以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为重点,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培养、造就一批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卓越法律职业人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也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这为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指明了正确方向,亦是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提出了“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这一任务,重点在于“创新”二字,其要求在我国现有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律人才的数量需求及质量需求。在思考如何“创新”之前,我们要积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学教育事业上取得的成效,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清楚认识到当前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本文从我国当前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为出发点,分析利弊,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一些有益经验,寻找出更适合当前中国法治发展的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关键词】法律人才? 法学教育

【以下正文】

2016年,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步入攻坚年,进入深水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的关注度和期待度愈来愈高。高要求意味着正规的法治队伍,过硬的法律职业技能,一流的法治素养,高操的法治情怀。古语有云:“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要培养出更多更优良的法治人才,其根本在于法学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对法学教育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已经逐步建立起以学位教育为主体、其他教育为补充,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进修相互衔接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这对于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事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以培养卓越法治人才为总目标的法学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取得的成效

有学者认为:“法学教育的发展、教育人才的培养,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关系到依法治国战略的实现。”[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法学教育发展迅猛,成为发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

1978—1983年间,全国5所政法院校和31所综合大学法律系恢复重建。1985年至1994年为结构调整时期。这一时期,法学教育有了较大发展;综合大学和非法律的专门院校普遍开设了非普通类法律专业。1995年至2005年为飞速发展时期,在高校扩招的浪潮中,除了音乐、美术类院校没有法学专业外,其他类院校纷纷开设了法学专业。[2]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卓越成效,建设了一大批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优秀的法学教育科研单位,积极探索法学教育规律,不断调整和完善法学教育的知识结构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截止2014年,我国已有800多所普通高校开设了法学本科专业,100多所高校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法学教育规模可见一斑。现如今,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法学学士、法律硕士、法学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为我国的法治建设输入了数以百万计的法律人才。

二、我国现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及存在的弊端

何谓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一词最早出现于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其强调指出,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8 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普通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同志曾对这一概念作出过阐述,他认为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实际上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实现这些培养目标的方法或手段。

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可分为学科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三个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

首先是学科教育,主要是指我们在各大高校学习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阶段,其侧重于应用型教育。各大高校法学院主要以已有知识的传授为教学目标,以课堂授课为教学方式,以法学教材为教学中心,以笔试为考评手段。[3]通过对抽象的法学概念、原则、基本原理和理论进行系统的讲授,让学生基本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各大主要的部门法。目前我国法学大学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各大高校法学院在进行招生时,相对于其他热门专业,法学生源较少,并且有部分法学院学生表示,当时报考志愿填写的不是法学专业,但因为同意学校进行专业调配而进入法学院,进而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从事法律职业动力不强。二是在此阶段进行的主要是理论方面的教育,对实际运用方面涉及面较小,学生的创新、实践机会非常之少。不少优秀法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后,在从事法律职业过程中,实践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对法律职业的信仰。三是法学课程设计不科学。目前,高校法学学科核心课程共16门,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由此可见,我国法学教育的理论层次的课程占据主导地位,实践课程比例较少。虽然在授课过程中,会适当引入一些国内外案例,但无法真正培养起学生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四是国内法学教育存在形式上发展繁荣,实质上千篇一律。各大高校的法学教育体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教育计划完全一致、教学模式近乎相同以及法律人才培养结构的同多异少。[4]

其次是法律职业教育,主要是指根据法律职业的特点及要求,对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或即将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进行的专门知识、法律素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培训,其是我国法律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职业教育是以传授法律操作技能为主,侧重于对法律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其对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职业素养的提高起着关键性作用。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现行模式为在普通法学院系或成人政法院校内开设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学科教育共享同一师资资源,办学层次不高。这种混合运行模式使得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不同程度的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实践中不能很好地将两者兼容。法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生的教育模式,应该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故笔者认为应该适当区分学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在实践中,学科教育与职业教育所学习的内容有所交融,但在主要教育内容与培养目标上都有所不同。法学学科教育主要是通过学习掌握大量的法学理论知识,对社会实践方面涉及较少,培养的主要是理论性人才。而法律职业教育的目的则是为社会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和劳动者,其侧重于对操作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5]

最后是法学继续教育。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成人教育概论》中将继续教育定义为:“继续教育在成人教育中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具有特点的涵义,专指大学本科后的在职教育,包括理、工、农、医、文、法、管理等。”大学本科教育是继续教育的起点,继续教育是本科教育的延伸。随着我国科技不断进步,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具体到法律领域,传统法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国家新的法律、法规随之出台,以调整各种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法律工作者也要不断深化、更新自己的法学知识系统,以此应对生活中、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法学继续教育应运而生,成为法律工作者提高自身素质、更新法学知识结构的必要手段。目前,我国法律方面的继续教育主要分为法律硕士、博士教育与法学硕士、博士教育。法律硕士、博士教育主要针对的对象为本科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而法学硕士、博士教育主要招收本科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如今,我国司法改革正在大刀阔斧地展开,其中法官精英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改革目标,法学继续教育为法官精英化提供了有效手段。但我国法学继续教育还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教育机构、师资力量、教学方式方法及考核制度方面都没有体系化,加之很多法律专业毕业生或法律工作者并不是很重视法学继续教育,导致我国法学继续教育较之国外,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国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适当借鉴国外优秀经验,有助于构建“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教育模式。放眼世界,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均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结合且实践优位。

美国的法学教育采用JD培养模式,其是一种后本科、硕士层次的教育,主要指大学后的法律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相分离,学生进入法学院学习之前必须拥有一个非法学专业学士学位,后通过极其严格的考试后进入法学院,经过两至三年专门的法学教育后,再授予法学学士学位。[6]在法学院里,学生接受的是一种职业化训练,以研究法官的判例为主,在老师的指引下,从判例中领会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培养其独立思考、推理和表达的能力。[7]美国的法学教育模式主要是以培养职业律师为目标,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的是学生“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问题”。[8]同时,美国法学院在20世纪60年段兴起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经过不断改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法律实践教育模式,其大大缩短了知识教育与职业培训之间的距离。所谓诊所式法律教育,是指建立在法律诊所基础上的一种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其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诊所式法律课程把学生置于真实或近乎真实的环境中,学生必须向真正的律师那样分析解决从未碰到过的问题。[9]美国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大量优秀的律师,成为了英美法系以一大代表。

当代日本的法学教育历经变革,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三制"法学教育模式,即法学部、法学研究科、法科大学院三种不同层次、不同目标定位的法学教育模式。[10]其中,法学部进行的是本科教育,主要是培养具有一般法律思维的人才,其教学内容包括一般教养教育和专业教育两方面,教学方式采用的是课堂讲授。法学研究课进行的是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主要为了培养专研法学的学术性法律人才。在日本,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种法律职业人员被统称为“法曹”。为了培养高品质的法曹,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本在进行第三次司法改革时,以美国法学院为蓝本,正式导入法科大学院制度。[11]。2002年,日本制定了《法科大学院教育与司法考试相衔接的法律》、《部分修改司法考试法和法院法的法律》以及确保实务界法律专家担任法科大学院教员的《向法科大学院派遣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一般公务员的法律》。[12]所谓法科大学院,主要是指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13]其教育理念是培养“能适应国民多样且广泛的要求,并具备高度专业法律知识、范围广泛的基本素质、国际性的素养、丰富的人文性和职业伦理的法律职业者即法曹”。[14]法科大学院阶段的学习更加注重对实践中法律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得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人才向相结合。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集大成者,其将法学教育分为大学理论教育和实践培训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接受进行正规的法学教育,最短期限为3年,但由于德国注重学术能力的培养,实际平均学习年限为5年。大学阶段以法学理论为主,以实体法为主。这一阶段的学习成果由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来检验,其既是大学教育的结业考试,又是能否参加第二次实践培训阶段考试的前提。第一次司法考试合格后,随之是实务性的时间培训阶段,一般为2年,分别在五个站点进行,即民法站,跟随民事法官进行,刑法站,跟随刑事法官或检察官进行,行政站,跟随行政法官或行政官员进行,律师站,在律师事务所进行,最后是自由选择站,实习生可以自由选择实习机构,这一机构既可以是以上四个站点之一,也可以是该 四站以外的其他机构,也可以申请到国外某家机构进行实习,以上五个站点的实习缺一不可。[15]实习阶段以实践能力为主,以程序法为主,其考核以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为准。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律信息和法律哲学学院院长许迪曼·伯恩德教授认为,德国法学教育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把建立在高学术水准之上的大学教育和数年作为法律职员或实习生的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提供一种法律职业培训,使得法科学生在毕业考试之后可在所有法律职业领域独当一面。[16]

五、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之思考

随之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将面临重大变革,探索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我国依法治国战略需求,是当前我国法学教育模式向更高层次迈进的重大契机。我们必须正视当前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多数存在知识面狭窄、实践操作能力不强、缺乏创新能力、未能很好建立起法律思维等问题,并逐一进行仔细的研究探索,一一予以解决。

(一)加大实践课程比例,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目前,我国各大高校法学院普遍存在实践课程比例较小,毕业生实际操作能力不强的问题。首先,在本科阶段可以实行3+1课程模式,前三年集中学习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最后一年轮流进入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实习,并且按照法律职业执业许可的要求完成实习任务。而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则实行2+1课程模式,前两年学习理论,最后一年进行实践锻炼。其次,增设暑期实践课程,该课程主要集中于每年的6、7月,让学生可以集中实习、问题研讨及学术交流,以熟悉法学专业的实务操作流程和技巧。最后是推进法律诊所教育,借鉴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建立起符合中国法学教育实情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要分为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两者缺一不可。课内主要是通过诉讼角色轮流模拟扮演、个案互动分析指导等,课外包括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办理真实案件、进行民事纠纷调解、下基层进学校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等。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学生进入到真实或者虚拟的“法律诊所”当中,甚至通过代理真实案件,亲自参加诉讼过程,从中学习一系列的职业技巧,从而认识、学习并熟悉所学的法律理论知识。这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及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力,还可以积累办案经验,提高处理疑难、新型问题的技能。

(二)改革课堂教学内容,贴近司法考试范围。被称为是最难考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其作为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是检验法学素养和综合能力的重要标杆之一。近年来,我国司法考试通过率从2011年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不仅是因为考题难度加大,也有法学教育内容没有围绕司法考试范围进行设置的原因。考试试题难度的大小是由我国司法部决定的,并且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后的试题难度会不断加大,以此来选拔出真正优秀的法律人才,所以,我们可调控的只有法学课程的设置及课堂内容的优化。在课程设置方面,法学院应将课程内容与司法考试大纲进行有机结合,从注重学历教育逐渐转变为集中对法律专业素养的培养。在课堂中,不仅要学习教材上的原理,还要通过具体的案例来掌握基本的法律条文,提倡学生养成研读法律条文的良好习惯。教师应该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在条件允许下可以自编教材,结合法学基础理论与重点法律条文,以司法考试为指南,以此培养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法律人才。

(三)建立科学教育体系,完善法学职业教育。霍宪丹教授曾经说过:“法学教育不仅是高等院校中的法学专业教育,也是法律职业教育,是二者的统一;法学教育不仅有学历教育,也有非学历教育;法学教育是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法学教育是教育制度与法律职业制度的有机结合。”因此,要培养出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必须建立学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科教育不同,法律职业教育更加注重对职业素质的培养,因此,在师资配备上,应该建设一支多元化的师资队伍,而不是纯粹以高学历为准入条件。法律职业教育的教师,可以邀请具有丰富法律职业执业经验的律师、法官等担任,因其长时间处于第一线,对最新的法律动态、实际操作能力、法律应用技能等都拥有绝对优势,能够很好地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法律职业素养。



[1] 周一平,周彬保:《论新时期法学教育的改革》,《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版,5页。

[2] 王海琴,李丽辉:《中国法学教育30年之历史与变革》,《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版,126页。

[3] 郭哲:《论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模式的不足及调整》,《法学教育研究(第一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20页。

[4] 刘丹,彭澎:《我国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之检视》,《法学教育研究(第一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4页。

[5] 孙玉华:《现阶段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徐慧娟:《中外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法学教育研究(第一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32页。

[7] 周道弯:《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305页。

[8] 霍宪丹:《当代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6页。

[9] 肖艳辉:《在法学本科生中开展法律诊所教育的实验初探》,《法学教育研究(第一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354页。

[10] 马全才:《当代日本法学教育及其启示》,载《潍坊学院学报》,2014年第14期,第5页。

[11] 江利红:《论新世纪日本的法律教育改革及其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一版。

[12] 丁向顺:《日本法科大学院教育制度及其特征》,《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版,第101页。

[13] 王娟:《日本法曹之养成》,《国外法官管理制度观察》,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91页。

[14] 日本《法科大学院教育与司法考试等合作之相关法》,2002年版,第二条。

[15] 董文濮,王娟:《德国法律人才培养制度》,《国外法官管理制度观察》,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16] []许迪曼·伯恩德:《中欧法学教育制度和研究体制》,付强、仁晓霞译,《法学家》2000年第4期。